一颗螺丝钉的千里征程——沪明一甲子间傅家三代与工业血脉-凯发k8官网

　　从黄浦江畔到闽中山城 一家工厂的迁徙史

　　2025年3月16日，我们前往三元区富兴堡的老厂区采访原傅振兴五金厂（后为三明市标准件厂）负责人傅振华。斑驳的红砖墙下，今年72岁的傅振华凝视着墙上褪色的“安全生产”标语，仿佛穿越回1960年那个改变命运的冬天。

　　作为上海傅振兴五金厂迁明后的迁厂第二代，傅振华的命运与三明这座城市紧密交织。从资本家后代到国营大厂掌舵人，从“黑五类”子女到共产党员，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奋斗史，更是一部浓缩的小三线建设史诗。

　　“一厂”与“标准件厂”的合并

　　三明五金工业的破局之战

　　1969年的合并，是傅振华反复提及的转折点。“1965、1966年那时候，我们五金厂里成立了个‘三明市标准件一厂’，而三明金属制品厂那边本来就有个‘三明市标准件厂’。结果市里发现这样不行啊，两个厂子一个叫‘一厂’，一个直接叫‘标准件厂’，容易产生恶性竞争，哪个是正宗的也说不清楚。特别是技术力量分散的问题，所以1969年就把两家彻底合并成三明市标准件厂。”傅振华回忆，新组建的三明市标准件厂首任厂长侯水泉，正是当年带领上海食品厂迁明的老书记。

　　合并后的阵痛超乎想象。上海技工与本地工人的操作习惯冲突、设备整合的磨合期、“文革”期间的管理动荡……但正是这种“背水一战”，催生出福建省最大的标准件厂。鼎盛时期，600多名职工生产的螺丝螺帽不仅覆盖华东，更远销海外。傅振华指着窗外已经被推平的老车间旧址说：“当年这里24小时三班倒，机器声能盖过暴雨声。”

　　傅振兴的铁保锁

　　一个家族的百年变迁

　　“傅振兴这个厂名，嵌着我们祖孙三代的名字。‘傅’是我们家族的姓，‘振’是取自我名字傅振华，‘兴’呢是我父亲名字里的字。老一辈人取名都是很有讲究的……”傅振华掏出一把略带锈迹斑斑的铁保锁，锁身“傅振兴”三字仍清晰可辨。20世纪30年代，其祖父在上海南市创办锁厂，主要为内蒙古的骡马、驼队提供防盗锁具。“包头那边整箱整箱采购，说我们的锁特别好用。”

　　1956年公私合营的浪潮中，傅家交出了经营二十年的工厂。1960年11月26日，响应“小三线建设”号召，全厂设备拆解装车，71户职工家庭踏上南迁列车。傅振华清晰记得母亲在闷罐车厢里的叹息：“阿拉这是去福建当‘开荒牛’啊！”

　　荒原上的创业者

　　一张工资条上三代人的烙印

　　初到三明的艰辛，刻在傅振华的骨髓里。“我母亲每月工资59元，算是比较高的，但每月都得寄20元给祖母，主要是还有一个姐姐、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还留在上海，剩下的39元要养活我们四口人。”

　　谈起在三明上学的经历时，傅振华的眼中满是辛酸：“我们上学中午带的饭，都是早上煮好的冷饭拿去学校蒸热。可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啊！城关那片的孩子们——不止我一个，好多人都这样——走在路上就把中午饭给吃了。为啥？饿得前胸贴后背啊！”他比划着富兴堡到城关的山路，“等中午真到饭点了，只能饿着肚子在街上瞎转悠忍一忍，那时候的街才多小一点啊，转两圈就完了。”

　　但更痛的，是成分带来的桎梏。1972年，厦门大学工农兵学员推荐，公社干部看着傅振华的档案直摇头：“资本家后代，政审过不了。”直到改革开放后，他才在车间入党，用二十年从学徒成长为厂书记。

　　十八颗火种

　　沪明协作的精神图腾

　　“我们不是孤例。”傅振华展开泛黄的相册，18家上海迁明企业的名单赫然在列。从纺织厂到食品厂，从五金厂到化工厂，这些企业沿着沙溪河铺就三明的工业骨架。他特意提到2024年我市举办的在沪“小三线”建设者返乡联谊座谈会，“时任市长李春给18家企业的代表献花时，台下多少老职工抹眼泪。”

　　在留守处办公室，傅振华的记事本密密麻麻记着老工友的近况。“最后36名上海老职工，平均年龄89岁。”他说这话时，窗外的老厂区早已被改造成居民住房。

　　螺丝钉的坚守

　　时代浪潮中的精神密码

　　谈及对年轻人的期待，傅振华看着办公室墙上的入党誓词陷入沉思：“我们那代人像螺丝钉，国家拧在哪里就在哪里扎根。希望年轻人，能把老一辈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接过来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，要对得起时代、对得起自己。等到未来面对下一代的时候，我们能摸着良心说：在那个时代里，我们没辜负那个时代。”

　　临别时，老人执意送我们到厂门口的公交站。暮色中，他指着已经被改建成居民住房的旧厂房遗址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这里曾是我们挥洒汗水的地方，每一寸土地都记载着我们的故事。现在虽然变成了住宅区，但那段记忆，永远不会褪色。”

　　这位见证三明从“小小三元县，三家豆腐店”变成工业重镇的老人，终于看到了历史的闭环——曾经支援山城的工业火种，正在新时代以另一种方式延续。

　　来源：三明日报（采录：林国权）